在深宫中养腿的朱翊钧,曾指示侍从室从头梳理历史上所有彗星的记录,试图从逻辑上证明“彗星灾异说”的谬误,从而动摇“天命不可违”思想,为变法扫除思想上的障碍。然而很遗憾的是,这次“谬误证明”最终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,侍从们以史料上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,彗星这玩意的出现,大部分确实和灾异相关。
站在皇帝一方的侍从试图反证:灾异是一种常态,彗星是一种变量,两者重合并不意味着灾异和彗星有相关性,毕竟历史上好多次更大的灾异和亡国之兆并没有彗星作为呼应。
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宣传路子,但驳倒这一论点也非常容易:谁规定“天”只用彗星这一种方式来示警的?地震、大水、异形的动植物,都是警告手段!
究其本质,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人感应说”不过是对皇权无可奈何之下的约束手段。因为它从逻辑上的自洽,要推翻这一学说非得科学大成,且深入人心不可。
朱翊钧想利用历朝历代被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的史官所作的记录,来证明彗星无关乎灾异,相当于拿史官的刀来削他们的把儿,简直缘木求鱼。
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二十一世纪,相信天人感应学说的还有不少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七六年的各大灾异,已经穿越回大明的朱翊钧想起这个年份,心里面也照样嘀咕。
于是,深感任重道远的朱翊钧,只能约见朱载堉,向他提出关于彗星的一些设想,并让他组织皇家格物院的天文专家进行验证。
另外,两京的报纸上,也出现了一些彗星和灾异之间的讨论文章,正反两方争论的不亦乐乎,对朱翊钧来说,不过聊胜于无罢了。
彗星和张居正的夺情之议,并未引起政治上的动荡,不过是因为现在皇帝用刀子开了无双——无人敢做杖马之鸣。
巘戅妙书苑miasm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的变法诏书在贯彻过程中就一帆风顺。相反,因为皇帝和张文明遇刺引发全国性的大案,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逮捕,以地主士绅为代表的基层统治阶层,很多成了无脑黑,连变法的内容都没搞清楚,就开始抵制变法政策的实施。
他们抵制的手段太多了,任何一项县政的实施,都离不开乡绅族老对本族的宣贯和带头,他们只要对县衙官员来一个集体的避而不见——就能让一县之政大半停摆。
更别说,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,而县官要想完成“文治”考评,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。
万历五年的大逮捕,到十月底的时候,人数已经超过五万,近千豪绅因此破家。而他们的姻亲故旧,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。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,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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