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就是因为他在对待辽东镇士卒闹饷兵变时的态度,非常符合当时崇祯皇帝的胃口。
当时的崇祯皇帝接到兵变消息惊慌失措,在大朝上征求大臣意见,多数人都说赶紧发饷招抚,既然兵变是为了钱,那就赶紧给钱得了,给了钱就不闹了,总之就是要变着花样地哄着这帮骄兵悍将去前线卖命送死。
而周延儒比当时的大臣显然考虑的更加深远一点,他说:“辽东关门昔日防敌,今日防兵。之前宁远兵变,朝廷给他们发了饷,现在锦州又闹兵变,如果九边各镇纷纷效仿,那么以索饷为名的兵变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,闹到什么地步?如今锦州闹饷兵变,朝廷固然要补给军饷,但这不是长久之计,朝廷最应该做的,是要想出一个治本之策。”
就是这段话,深深地打动了历史上那位崇祯皇帝的心,很快,周延儒就从礼部侍郎的位置上,被崇祯皇帝选入内阁,又过了不到一年,就任命他当上了内阁首辅大臣。
如今作为礼部侍郎的周延儒,当然不会再有议论军事的机会,因为现在崇祯皇帝很少在大朝之上商议军事问题,所有的军事问题都留在武英殿的军机处,与军机大臣商议。
朝臣们可以尚书言军事,但不会再给朝廷上下的文武百官公开议论军事问题的机会了。
但是周延儒在历史上曾经说过的这段话,却让如今的崇祯皇帝在后世之时印象深刻。
周延儒说的很对,欠饷肯定是朝廷的错,但是作为朝廷的军队,绝对不能通过兵变的方式,通过要挟投敌的手段,来向朝廷索要军饷。这也是如今崇祯皇帝的一个信念。
从这个信念出发,如今参与了宁远兵变的两个营头,今后就绝对不能再用,不管是首恶还是从犯,都必须受到严厉的惩处。
想要的军饷不仅要不到,而且该杀的必须杀掉,即使罪行不重、罪孽不深,死罪可免,但是活罪难饶,或者充任白冶城附近深山铁矿的矿奴,或者罚作修筑义州城的苦役,总之绝不能让他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,最后免除惩罚。
想到这里,崇祯皇帝觉得有必要再给鹿善继提个醒,于是借口如今宁远情况扑朔迷离,朝廷无法做出准确判断,暂时由方正化带东厂人马赶往辽东,一方面代表皇帝和朝廷了解情况,一方面配合鹿善继等镇守辽东的大臣,处置宁远兵变事宜。
因为东厂辽东站传递回来的情报,有点太过简略,在座的三位军机大臣也没法据此给出多少有针对性的建议,因此也就确实没法采取真正有力的措施。
而孙承宗等人,也相信鹿善继和满桂能够处理好这次兵变,所以议来议去,最后除了皇帝的提议之外,军机处最后决定立刻派出使者,传令山海镇总兵赵率教守好山海关,凡是北面来的士卒一概拿住,若无蓟辽督师府关防文书,不准放辽东一兵一卒入关。
同时由军机处尽快昭告九边各镇,将于八月足额发放崇祯元年前六月的九边军饷,等等。
次日清晨,军机处派出的兵部使者赶到了山海关,赵率教闻令立马整军经武,加强戒备,同时做好随时北上宁远平乱的准备。
而方正化则带着皇帝的密旨,率领三百名东厂骨干,一路疾驰,出关北上,赶赴宁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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