亡令》,宣布贵族对于封田上的农夫拥有绝对的支配权,必须要“公事毕方可事私”,必须要为封田家主完成“义务”的公田劳作后才能够经营自己的份田。
禁止藏匿逃亡的农夫,一旦抓获,帮助藏匿者与逃亡者同罪。
逃亡者一旦逃亡,若反抗,追捕者有权击杀。
在泗上商品的冲击之下,在泗上制度的对比之下,费国的内部矛盾愈发严重。
因为是封田制,所以贵族们得到了铁器、购买了马匹之后,继续扩大自己的土地。扩大自己的土地,收入增加,但是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。这就又需要增加“公事”的劳役程度,使得封地之上农夫的负担加倍。
宋国沿河的土地制度、开垦状况和费国这里不同。
尤其是陶丘附近,那里经济发达,土地私有制早已出现,大量的私田采用租种的方式。煤的出现,也让柴草山缺乏意义,泗上的纺织业以棉花为主养羊也没有那么大的利润,因而那些小贵族封地之地的非耕地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发展的。
所以宋国沿河的一些地主和小贵族因为生产力的发展,收回了租田,驱赶了超额的劳动力,让他们滚到泗上或是城邑谋生。
而费国则因为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,导致了另一种情况。贵族们利用宗法关系和对封地农夫的支配权,扩大了“公田劳役剥削”的量,增加自己的土地和农夫在公田上的劳动时间,从而进行另一种方式的谋利以增加收入。
这种情况,必然导致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逃亡,墨家在一旁虎视眈眈,又打不过墨家,便只能采取更为严苛的律法,严禁农夫逃亡,从而维护贵族的利益。
“公事毕”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,“私事”的时间就越少,封田上农夫的收入就越低,墨家又只在泗上进行土地改革后采取分期赎买铁器、租借耕牛马匹的方式,对于费国内部,只说“爱莫能助”,这便导致了封田上的农夫日日都在唱《硕鼠》。
正是:
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!三岁贯女,莫我肯顾。逝将去女,适彼乐土。乐土乐土,爰得我所。
硕鼠硕鼠,无食我麦!三岁贯女,莫我肯德。逝将去女,适彼乐国。乐国乐国,爰得我直?
硕鼠硕鼠,无食我苗!三岁贯女,莫我肯劳。逝将去女,适彼乐郊。乐郊乐郊,谁之永号?
既唱硕鼠,便自然流传起了《乐土》,对于东南方这一处的农奴而言,乐土只有一河之隔。
逃过去,就是乐土。
逃不过去,就要被硕鼠吃一辈子。
逃走的过程中被抓,可能会死,可能会罚为奴隶,可能会增加劳役。
但希望,总是可以战胜死亡的威胁。
每年,都会有大量的封田上的农夫越河逃亡,一旦过河,后面追逐的贵族私兵便不敢越界,而且河边会有隶属于墨家的义师守卫。
如今沿河驻扎在郯邑附近的,正是扩编之后的义师第六师,是从潡水之战的第六旅扩展而成。
至少在数月之前,郯邑驻扎的还是以沛邑的富裕自耕农良家子为主的第一师,但是前几月第一师调到了胡陵附近,而将人员构成大部分是原越人奴隶、逃亡农奴、刚刚得到了分田的逃亡垦耕者构成的第六师。
如果说原来第一师的士卒对于那些逃亡到河边的农人充满了同情,而第六师的大部分士卒除了同情之外,也带着一种刚过去不久的感同身受的对于贵族的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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