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万历皇帝,作为张居正培养的接班人,当张居正死后,万历皇帝可以顺手接过大明朝政这个烂摊子。
但可惜的是,万历皇帝并没有顺利拿到张居正的政治遗产,反而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粉碎,这种粉碎的结果,就是典型的贼喊捉贼。
而继任首辅申时行,又是一个典型的斡旋家,主张调和政策,努力维系着官吏集团的内部稳定,以及官吏集团和万历的和衷共济。
极致的斡旋,并没有让党争稍加平复,反而在极致斡旋中,养出了东林和阉党两只庞大的怪兽。
中国社会历来如此,在各种正式规定的规章制度之下,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,实际上都存在这一个不成文而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,一种被认定为内部章程的东西。
恰恰是这种东西,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是规定,支配者整个现实生活。
而申时行,将人们口头上认可的公理、道德标准称之为“阳”,而把不可告人的私欲和规章制度,称之为“阴”,阴阳共济,是申时行奉行的标准。
而斡旋家申时行,因为大明皇帝立储之事,破坏了自己的斡旋政策,打破了自己本身的阴阳,不得已离开了文渊阁。
万历皇帝看着一塌糊涂的朝政,调和已经变得极其困难,甚至不可能。
他的选择是逃避,躲在了皇宫里,三十年不上朝,一辈子也就出宫了一次,第二次出宫,就是自己出殡的时候了。
万历皇帝,本人就是在官吏集团的代表人物张居正的教育下长大的。
他已经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力,来使得整个官吏集团对他绝对服从,他纵然可以掌控任何一个官员的生杀予夺,但他没办法对付整个官吏集团。
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消极应对,不上早朝,拒绝递补官员职位。
在其御宇的万历四十三年到四十五年时期,六部尚书都无法凑齐,文华殿二十六席廷议席位,都空缺半阙以上。
高级官员的职位空缺严重,这相当于扼杀了官员晋升的途径,使得他们努力考取的功名毫无意义。
而朱由检毫不怀疑朱翊钧,是以此作为对文官集团的报复。
这自然无可避免使帝国,陷入更深的危机。
朱由检每次看到太仓粟可支十年,周寺积金,至四百余万,内帑千万金的时候,都在苦笑,他要是有这么厚的家底,哪里还用得着这么累死累活?
万历皇帝可以选择逃避,是因为当时大明帝国国力鼎盛,府库充盈。
吏治在经过张居正改革后,还能够完善的运行,而军制在戚继光的鼎力施为下,大明也从征兵制,成功过度到了募兵制。
虽然中间开中法闹出了不少笑话和乱子,甚至导致了到现在大明朝廷每年倒欠浙江盐政几十万两银子。
但是总归算是完成了兵制的改良,大明军队还能赢下万历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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