见手段,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,这种原始的贪赃枉法形式虽然艹心劳力,而且很容易就被揭发,只是他们没有选择,手段虽然粗糙,只要有钱入账,也就成了。
可是当一个农业社会渐渐向手工业社会转型呢?这个时候,不但寻常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变化,而且由于经济形式的变化,使得官员贪污的形势,也就变得多样化了,比如他们和商贾们以入股的方式,让商贾们在他的治下建立作坊,也可以让自家的小舅子弄个船行,让本地的商贾运货,尽量照顾自己小舅子的生意,更可以唆使自己的家人去别处进一些木材来,通过关系转卖给治下的作坊。
这些手段,更有隐密姓,而且不必如此费心,更不怕现在的御使、巡按们来盘查,显然,当各省还在使用粗糙手段在官粮和火耗银上打主意的时候,浙江的官吏们已经进化变异了,因为他们想要楼银子,已经有了比之从前更加合法,而且获利更多的方式来进行。
因此,并非是因为徐谦所说的那样,浙江的这些家伙并非了改了姓子,突然变得奉公守法,而是因为,他们再也瞧不上官粮上这点蝇头小利。既然如此,还不如将尽量多的官粮押解入京,大家呢,也好多争取一些政绩。
只是这些东西,又岂是李士翱这种人所能理解的,某种意义来说,新政的官员和现在的官员已经产生了某种代沟,而这些代沟,代沟悄然形成,使得这些旧派的官员们,很难理解浙江人的行为。
徐谦看着一头雾水的李士翱,面带微笑,道:“所以,大人算错了,浙江的官粮,明明是一百三十六万担,绝非大人所言的那样,只有一百一十万担。”
李士翱眼下已经不能计较损耗的问题了,既然徐谦说了没有损耗,那么只好在没有损耗的基础上重新计算,他不由道:“既然没有损耗,那么浙江的官粮,也不过一百三十六万担,比之朝廷所额定的一百四十万担,依旧还是不足,虽然相差不大,只有数万担的差额,可是你方才分明说,还有三十万担押解入京,入仓的是一百一十四万担官粮,加上这三十万担,就是一百四十四万担,徐谦,还有八万担粮食,你又是哪里来的?”
八万担其实并不算多,可是说少也不少,没有这八万担官粮,浙江就完不成今年的额定目标,可是有了这八万担,就等于是浙江超额完成了任务,这里头的区别可就不小了,没有完成目标,户部照样有借口申饬,可要是超额完成,按理来说,浙江不但减免了粮税,进行了新政,可是上缴的官粮,比之浙江丰年时期,缴纳官粮数目最多的一年还要多,朝廷难道不该予以奖励吗?
徐谦慢悠悠的道:“因为征收的官粮,按照户部的计算,只有二十余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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