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1919年,中国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,正当要求被无理拒绝,引起国人的极大愤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日本使馆为梅兰芳一行四十多人特发护照东渡演出。日本报纸大作宣扬。5月1日第一次献艺,梅此次访日皆不是专场,而是夹在日本歌舞伎乐间出演。5月6日前都在第四出演出,5月7日移到第二出。
国内5月4日学生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、游行,定5月7日为国耻日,举行全国示威游行。早在5月7日之前数日,中国留日学生就向梅兰芳剧园写了信,劝他停演归国,然剧团以履行营业演出合同为由而磋商未果,仍演下去。
李伶伶《梅兰芳全传》第二百二十四页说,该日日方“只同意拆除剧场悬挂写有‘日支亲善’字样的牌子”。
时随梅东渡的梅氏笛师马宝铭先生以日记形式记录的《梅兰芳首次东渡纪实》指出:留学生的劝停演未果,仍演《御碑亭》满员,以及“台湾实业家辜显荣君赠以银制之大瓶”�别忘了时台湾已割给日本了�并未言及取下“日支亲善”之牌事。〔1〕
齐如山在《齐如山回忆录》中也并没提及此牌和相关“五四”事,倒是提起另一件相应之事:
我们到东京后,中国代办公使柯先生,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酒会,不但各国大使都到,而日本整个的内阁,连总理都到了,酒后演了一出小戏,大家欢迎的情绪,都非常之热烈,各位赞美的言词,亦各有不同。柯代办及使馆人员,都大为高兴,都以为得未曾有。柯先生对我说:“一个代办公使请客,最高的官员,外交次长可以到一到,总长就很难到的,此次内阁总理都惠然肯来,可以说是史无前例,这都是梅兰芳的面子。”我说:“也可以说是中国戏的力量。”柯先生对此语未加注意,总之是无论是因为哪一种关系,但给我们国家的面子的确极大。〔2〕
此段话不知是齐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呢,还是写回忆录时,年老日久不记当年其他世事?只记得有面子的风光自得,全然不知“国耻”,受人利用。只记得“这个酒会,当然花了几千块钱,报到外交部,不准报销,说为一个唱戏的人请客,史无前例。至于为国家争了多大的光荣,他们脑子里头没有……”〔3〕其时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,5月4日被学生抓获,并被痛打了一顿,学生放火烧了章宅。另6月10日章和曹汝霖、陆宗舆被罢免的大事,齐先生稍有点见识,也不至于不理解为何不报销。
外国的政要、艺界这么看得重中国戏和梅兰芳,齐先生说“坚强了我的信心,以为国剧一定可以到欧美去演”。
1930年梅兰芳从美国得了荣誉博士回来后,齐如山与他交谈的一些话很有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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