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牲口,种20亩好地都吃力,何况有的人家分得地差,要种三四十亩!”会计说,“很多人为了图省事,就种不大需要伺候的红薯、杂粮。为了这分地的好坏,村里不少人有意见。要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,好地坏地水田旱地,一亩的大小都是不一样的,反而要公平些。”
关于这个情况,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村干部和村民反应,看来我们工作中“拍脑袋决策”还是太多了,对实际面对情况的复杂性估计不足。
除了分地面积上的问题,农民的个人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出来,许多移民不熟悉稻作生产,而天地会不组织生产他们熟悉的小麦、谷子、高粱,也不提供相应的种子和技术指导,许多农户就采取粗放式的种植,产量很低。
会计说移民一开始有怪话:种了一辈子地,现在还要几个南蛮子来当夫子,教自己种地。现在怪话少了,但村民还是很想种小麦。
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,移民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农村工作要从实际出发,分类指导,不能一刀切。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这一点,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,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。这一点不符合标准化,但在农村的确有一定合理性。如何能兼顾到合理性又能坚持标准化,看来是一个考验我们执政能力的课题。
户籍档案因半年没人查看,许多页粘到了一起。我翻来翻去,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,除去生育和死亡人口,建村以来都没有变化。但具体一打听,有十几个农民已招工去了临高和琼山,不在本村居住了。因为没有迁徙户口,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的反映。
接下来我走访了村里的几户人家,第一户是村会计,他家里有5口人,3个女孩,大女儿二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,只有小女儿是在当地出生的。这样的重新组合家庭在各个移民村落里是很多见的。
他家分了30亩地,有水田有旱地,番薯年亩产500多斤,水稻年亩产300来斤,加上当会计的补贴,在村里算是好的。因而家里有较多的日用工业品,吃粮中的细粮比例也高一些。
从会计家出来,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。其中一户中年两口子带两个儿子,大儿子20岁了,年前在甲子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后病退回家,如今在家务农,因为干不了重活收入受到很大影响,没钱也娶不上媳妇。小儿子最初在家,去年招工去了三亚,但也积不到什么钱,春节前回村是空手进家门。老两口现在的最大希望是是两个儿子能找到媳妇--却因为彩礼问题希望渺茫。
这个家庭的境况,是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。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,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,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,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。不言而喻,农民收入翻番的“账”还要重新算算,切不可盲目乐观,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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