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、唯是惊悸,但两名南衙将领并介国公车前诸使员则就神情惊变,心中暗呼糟糕。
国朝二王,周介公、隋酅公,此二者地位超然,为国宾友,不入臣班。太宗贞观年间,送樱桃给酅公,言奉则以酅公为尊,言赐则以酅公为臣,最终是听从虞世南建议言饷。从这一点,可见二王之后地位超然。
所以按照正常的礼仪制度,雍王见介公是要作礼尊敬,当然前提是介公乃二王之后。
但在永昌年间,唐家所尊的二王三恪发生了变化,以周、汉为二王,舜、禹、汤为三恪。这当中的周可不是北周介公,而是先周姬氏。
这一次改立二王三恪,虽然是武则天为自己代唐履极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一,但毕竟是以大唐朝廷的名义而定。
如今国业虽然归唐,但这一前制却没有明文改变。毕竟李旦自己都还没有返回关中祭祀祖陵,就不要说给二王之后正名、恢复地位了。
介国公地位超然,一则在于唐家创业以来的积习、从武德以来便以周隋为二王之后,二则就是其家之于关陇勋贵群体的非凡意义,毕竟就连八柱国之家都是端过宇文家饭碗的。
但其实从正规的礼法而言,介国公的地位并不受到法律的保护,认不认看你自己的态度。
这就是李潼恼怒的原因所在了,朝廷以介国公西来,就是为了逼他表态。
他如果向介国公见礼,那就代表着认可朝廷革命以来各种礼法改制,包括目下朝中裴炎平反等一系列热点事件,甚至需要考虑该不该迎皇帝西归祭祖。
可如果他不向介国公见礼,那就是否定所谓的革命成果,否定自身在革命中的功勋,乃至于是与关陇集团划清一个界限。
毕竟,二王如今虽然不得法礼承认,但长久以来就是关陇集团所信奉的唐业正统来源。任何质疑这一点的人,都可以说是关陇集团的敌人。
二王三恪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宾朋的礼法问题,更直接决定着王朝法统性有何而来。
以周、汉为二王,摒弃当中的魏晋南北朝,这种正统追定并不发源于武则天,早在隋朝就有大儒王通为代表的关东人士在倡导此议。初唐四子的王勃之所以这么倒霉,就在于他也不自量力的加入到这种讨论中来,秉承他爷爷的主张。
甚至于就连李潼的亡父李贤,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这种争执的一个牺牲品。
高宗李治对于摆脱关陇门阀进行了诸多尝试,也卓有成效,但在改变二王三恪这一问题上,仍然有所保留,不够坚决。李贤作为其太子,就充当了一定的投石问路的棋子作用。且不说府中员佐配给,单单其所修颇具学术价值的章怀注,就可以说是继学南朝。
在这一点上,可能李贤探索的太远,做的甚至超乎高宗想象,所以让高宗都隐生忌惮。这或许并不是李贤被废的最主要原因,但起码是有一定因素在其中。
李潼虽然常说没有接受太多他老子的遗泽,但其入世之后,江南人士对他分外热情,除了时势所致,也有一定的此类渊源在内。
捋清了这一条线,就明白了朝廷使派介国公西进的险恶用心。对此李潼自然不接招,他之所以来到潼关,也不是为了迎接介国公,只是为了把其人堵在潼关以东。
你说他是国宾,结果你把他当狗使唤,还让老子行礼,这特么是什么道理!
真要抬这种硬杠,搞意识形态斗争,老子现在就杀去洛阳、你信不信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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